《未來無恙》(Turning 18,2018)/圖片取自 台灣電影網 |
文/羅苡珊
(接續上篇)
然而在新自由主義化的當代,原先超越且單一的現代國家權力來源,早已被裂解、分散、滲透、消融到社會生活的所有面向中,在規訓的同時製造出個體的主體位置,並導致傳統分類範疇的瓦解(註20);這使過去歷史當中的抵抗痕跡沈澱成當代日常生活、被新的人群互動網絡與關係所遮掩(erase),因此難以「目視」到清晰分明、二元對立的「抵抗—宰制」的結構。「族群是否還是有效理解人群劃分與社會不平等的概念?」此一問題就暴露出來。(註21)
我認為至少有三種取徑能夠釐清底層與原住民族之間的關係,進而嘗試去面對《未來無恙》涉及的議題:
一、以結構主義的視野,勾勒國家治理與長期殖民歷史所引發的族群概念,並指出殖民主義的政治經濟結構如何使底層與族群的界線高度重疊,以面對殖民主義所製造的權力差異與社會不平等。
二、追索被攝者日常實踐與族群性的連結——這些在個體層次中行使的族群性區隔,都有著不被個人所意識到的結構與歷史根源,並體現為個人的日常實踐等慣習(habitus),進而鞏固了族群區別與社會階級——除了能探討族群性(如原住民族文化)所提供的抵抗策略之外,也能藉此分析巨觀力量(macro-power)如何生產出銘刻於個體身上的方式。(註22)
三、並不將「原住民族」預設為一個框限被攝者的身份類別,而是謙卑地來到日常生活的現場與情境,正視被攝者的行動、實踐、想像與情緒,如何「摩擦(friction)」出我們所以為的二元對立客觀框架,以此挑戰結構主義所建構的預設與幻象(illusion)。(註23)
若從紀錄片創作的角度切入,「勢必得到現場去拍到具體生活」的影像創作,替非結構主義的取徑提供豐富的可能性與潛力,因為鏡頭所追索的個案日常生活,往往提供了清晰族群分類的反證。然而,當所有分類範疇都在現實生活中消融、掩埋時,我們究竟如何從微觀的生活中,由下而上地拍出不可見的巨觀層次?相比抽象思維的文字形式,影像形式所要求的「具體畫面與互動」對結構的捕捉就更加困難;此外,紀錄片作為一種藝術的展現形式,對影像美學的要求,也使拍攝現場的「情緒與倫理工作」更加複雜(註24):現場拍攝的當下,並不只是留下可供未來文本化的「檔案」,更必須讓「檔案」本身即是一種文本化的創作過程。就這層意義而言,紀錄片創作並非「現場紀錄—事後文本化」的關係,而是「現場即文本化」的倫理情境。因此,如何以影像銜接「微觀—巨觀」、衡量「美學—倫理」的關係,就成為所有的紀錄片創作者必須面對的課題。
三、倫理的發動:致那尚未到來的
「這些故事始終處於動態、曖昧不明、內在充滿矛盾、無法化約為單一敘事、投射向未來、透過得到認可而有所改變,也因此正是創造出另類世界的基礎。」
——朱甌·畢尤,《卡塔莉娜:關於生命療養院,以及人們如何被遺棄的故事》,頁 532。 (註25)
面對上述「微觀—巨觀」、「美學—倫理」的難題,賀照緹以一連串化約為教條的準則來約束自己(註26),彷彿只要程序正義就能夠確保倫理的無瑕,因此並未意識到:倫理的發動所仰賴的,絕非「打勾確認」就好的清單。
當賀照緹在片外進行「弱勢應該被看見」的社會呼籲時,那份「為何應該被看見」的意義,卻並未藉由電影本身被賦予;也因此,在電影中被揭開的私密創傷,都無法藉由公共的積極意義獲得轉化,更遑論翻轉污名,進而促使觀眾行動。此外,賀照緹也並未在電影中進行個資與隱私的妥善保護,反而在事後以「擔心被攝者受傷」、「保護被攝者」為由,替被攝者化名、呼籲大眾不去侵擾被攝者。這種「片中暴露、事後保護」的心態,更使創傷被隱藏在陰暗的櫃子裡,回歸到「家務事」的私領域。透過《未來無恙》,賀照緹不只複製了家長式的「以愛之名」情緒勒索結構,更複製了那「家醜不外揚」的污名與恥辱政治。
*
《未來無恙》結束在與伴侶一同參與同志大遊行的J,在她瘦削黝黑臉龐的笑容中,偶然闖入的是一絲淺淡卻無法忽視迷惘,彷彿在問:我自由了嗎?獲得愛了嗎?與傷痛和解了嗎?能繼續走下去嗎?
是的,即便是「以愛之名」的修辭、「反抗者」論述,以及「恥辱與污名」的邏輯,都無法磨滅女孩們替《未來無恙》所展示的禮物——那份不明所以的、奠基於受苦(suffering)的信心。在尚未到來的未來,J與P都將會成年、會老去、會漸漸忘去自己體內那個沈睡的女孩——但這並不意味著童年的終結。「媽媽到底愛不愛我?」當 P 哭著這麼說時,那是女孩時期尚未流盡的眼淚,終究,成年的她們又會冒著風險,與自己體內、那個被遺忘的女孩相遇;而當賀照緹在宣傳影片中流淚時,她是在替當年的自己哀悼,終究,被拯救的絕非片中的被攝者,而是身為導演的賀照緹自己。
拍攝紀錄片是一種雙重的悲哀:總是身處某個現場的紀錄片創作者,面臨的並不只是知識上的困難,更是身處眼前、與自己同個尺度的具體生命。這讓紀錄片創作者在說故事時,清楚地知道自己如何對生命進行抽象與化約,並因此招致心理上的壓力、創傷、矛盾與愧疚。最終,紀錄片拍攝所引發的、疊加的、新的傷痛,也許也能夠與原先藉由拍片面對的痛楚等量齊觀。
既然如此,為何繼續拍攝紀錄片?為何要繼續踩在「感受他者」與「詮釋他者」之間的邊界上,持續觀看、追蹤、身處其中並感受他人之痛苦,從而淬煉並賦予意義?紀錄片創作的積極性、道德立場、倫理意義與政治可能性,究竟是什麼?
對這類問題的診斷與想像,也就意味著行動;我們必須重新度量「抵抗」的含義:持續謙卑地來到微觀層次的現場,從中尋獲那些無法被效率與市場邏輯所規訓及馴服的可能性,提煉出被他人所忽視的價值;並藉由不斷地尋找述說故事的新方法,將這些價值傳遞給眾人。就如人類學家朱甌・畢尤(Joãn Biehl)所說:
「在孤絕中,感覺生命及希望以某種方式持續下去而的等待的過程,都不該只是民族誌紀錄中的註腳,而該是道德想像及另類政治得以可能開始存在的所在。⋯⋯持續針對生活及世界的現實調整自己,人類學探索才會因此有了藝術的潛能,也就是喚醒人類受忽視的潛能,並擴展關於理解及想像的極限——去想像一種包含我們自己,但尚未到來的人群。」 (註27)
________
註17:參見黃應貴(2018)。另外,林開世(2018)也指出韋伯(Marx Weber)已於二十世紀初期指出「族群」概念的不嚴謹性。
註18:關於現代國家治理與族群性的建構,可參見林開世(2018)。關於日本殖民時期誕生的「科學種族分類」,可參見陳偉智(2014)。此外,黃應貴(2018)借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全景」概念描述現代民族國家進行族群分類的科學手段。
註19:「鬆散圖騰主義式人群分類方式」此一用語引用自林開世(2018)。而張隆志也指出:「台灣的族群分類不僅是現代民族國家治理的產物,而是清帝國和日本帝國邊疆治理與領土統治的多重殖民歷史脈絡下進行。」參見黃應貴(2018)。此外,鄧津華(2018)引用薩伊德(Edward W. Said)的定義,將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視作文化歷程,藉此破除過往將殖民主義視為歐洲專利(因而替非西方殖民行動卸責)的觀點,達到「全球性的殖民主義批判」的對話基礎,並由此去直面臺灣後殖民論述的發展困境,進而產生臺灣的解殖可能性。
註20:參見林開世(2019a)。在此文中,林開世亦對傅柯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治理理論引發的無力感進行反思,指出經驗現象證明了「政治並沒有被行政化與管理主義化」;即使統治規訓技術不斷改進,各地的暴動與抗爭卻在在揭示這套滴水不漏的治理術無法全面管制(或滲透)人們的生命世界。
註21:謝謝林開世教授在我疑惑「如何解構既有社會類別(族群),同時與之對話?」時的回應。我的理解如下:解構意味的是既承認(recognize)又超越(beyond),我們不必否定(anti-)「族群」概念的存在,反而要去承認它已經是生活現實的一部分,因此迄今的族群性書寫勢必是矛盾性的書寫。
註18:關於現代國家治理與族群性的建構,可參見林開世(2018)。關於日本殖民時期誕生的「科學種族分類」,可參見陳偉智(2014)。此外,黃應貴(2018)借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全景」概念描述現代民族國家進行族群分類的科學手段。
註19:「鬆散圖騰主義式人群分類方式」此一用語引用自林開世(2018)。而張隆志也指出:「台灣的族群分類不僅是現代民族國家治理的產物,而是清帝國和日本帝國邊疆治理與領土統治的多重殖民歷史脈絡下進行。」參見黃應貴(2018)。此外,鄧津華(2018)引用薩伊德(Edward W. Said)的定義,將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視作文化歷程,藉此破除過往將殖民主義視為歐洲專利(因而替非西方殖民行動卸責)的觀點,達到「全球性的殖民主義批判」的對話基礎,並由此去直面臺灣後殖民論述的發展困境,進而產生臺灣的解殖可能性。
註20:參見林開世(2019a)。在此文中,林開世亦對傅柯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治理理論引發的無力感進行反思,指出經驗現象證明了「政治並沒有被行政化與管理主義化」;即使統治規訓技術不斷改進,各地的暴動與抗爭卻在在揭示這套滴水不漏的治理術無法全面管制(或滲透)人們的生命世界。
註21:謝謝林開世教授在我疑惑「如何解構既有社會類別(族群),同時與之對話?」時的回應。我的理解如下:解構意味的是既承認(recognize)又超越(beyond),我們不必否定(anti-)「族群」概念的存在,反而要去承認它已經是生活現實的一部分,因此迄今的族群性書寫勢必是矛盾性的書寫。
註22:人類學家 Philippe Bourgois 與攝影家 Jeff Schonberg(2007)即以加州多族群構成的無家吸毒者為研究對象,探討其中透過以「族群化慣習」(ethnicized habitus)為基礎的日常實踐,所鞏固的「親密種族隔離」(intimate apartheid)運作模式。
註23:此理論立場可參見林開世(2019b)。「摩擦」一詞借用人類學家Anna Lowenhaupt Tsing(2005)的隱喻。
註24:此用語引用自林開世(2016)一文中對人類學田野工作與民族誌書寫的反思。
註25:參見朱甌・畢尤(2019)。
註26:參見賀照緹,〈與恐懼的直球對決-《未來無恙》拍片筆記之三〉:「我在旁觀他人的痛苦嗎?我有複製刻板印象嗎?我在用影像剝削被攝者嗎?我在利用被攝者的處境成就作品、甚至讓自己獲得利益嗎?我有沒有善盡告知的責任,讓被攝者知道她們暴露在甚麼觀看脈絡?我有沒有落實被攝者的知情同意權?我有處理好被攝者的隱私保護嗎?我有沒有將她們塑造成無力的受害者?」刊於《上報》。檢索日期:2019/12/14。
註27:參見朱甌・畢尤(2019:532)。
參考書目
Tsing, Anna
2005 Friction: 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ourgois, Philippe and Jeff Schonberg
2007 Intimate Apartheid. Ethnography 8(1): 07-31.
陳偉智
2014《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黃應貴
2018〈導論:族群、國家治理、與新秩序的建構:新自由主義化下的族群性〉。收錄於《族群、國家治理、與新秩序的建構:新自由主義化下的族群性》。黃應貴主編,頁01-58。新北市:群學。
林開世
2016〈什麼是「人類學的田野工作」?知識情境與倫理立場的反省〉。《考古人類學刊》84: 77-110。
2018〈當代「族群現象」的在地運作與矛盾:恆春半島滿州地區的考察〉。收錄於《族群、國家治理、與新秩序的建構:新自由主義化下的族群性》。黃應貴主編,頁259-305。新北市:群學。
2019a〈導論一:政治已經逝去?還是到處都是政治?〉。收錄於《政治的消融與萌生:新自由主義國家的治理效應》。黃應貴、林開世主編,頁01-15。新北市:群學。
2019b〈新自由主義與國家:對當前幾種理論取向的評估〉。收錄於《政治的消融與萌生:新自由主義國家的治理效應》。黃應貴、林開世主編,頁057-101。新北市:群學。
朱甌・畢尤
2019《卡塔莉娜:關於生命療養院,以及人們如何被遺棄的故事》。葉佳怡譯。新北市:左岸文化。
未來無恙 Turning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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