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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無恙》（Turning 18，2018）／圖片取自 台灣電影網 |
文／陳平浩
在指責之前提前回應指責
這部紀錄片勢必面對「獵奇」、「奇觀化」、「消費弱勢」、「有違反紀錄片倫理」等等指控。事實上它已然不得不面對這些指控。
賀照緹似乎已然預知這之後來到的各種指責（是這些箭鏃過於普遍以至於不難預料？或是自知影片本身已然內嵌了箭靶？），於是，導演提早在紀錄片公映之前，以書寫形式發表了在紀錄片文本之外的（或鏡頭之外的、銀幕背面的）拍攝紀事或拍片手記，遠在指責發出聲音之前，便一一雄辯回應了。
如果僅只把這些雄辯全部視為「打預防針」或「事先消毒」，反而過於輕率、粗糙，正如只以「獵奇」或「消費」加以指責，反而矛盾地跟這些詞彙所指責的對象一樣粗暴。
然而，在這些關乎紀錄片倫理、紀錄片應否與如何介入（被攝者或社會）、攝影機前後的權力與義務的層面上，這些導演預先逐一梳理、補述、甚或辯護的層面上，其實全部都有（或無一沒有）值得（也有必要）追究與商榷之處。
因此，一位嚴肅的觀眾（或者和我一樣屬於「困惑的觀眾」）或許必須同時也是一名讀者，在導演的「拍攝手記」和「紀錄片文本」之間來回對照，藉以檢視「補述」和「正文」之間有無落差、矛盾、扞格；抑或，「理論」和「實踐」之間的齟齬，「理論」和「實踐」的互相攻訐、彼此修正。
導演預先對指責所提出的回應，來自於導演一連串圍繞著「攝影機倫理」的自我詰問：
「紀錄片的倫理叮嚀，一直是陪伴我製作紀錄片的良師益友。在處理《未來無恙》的時候，每個拍攝的場景都讓我產生無數的自我詰問：我在旁觀他人的痛苦嗎？我有複製刻板印象嗎？我在用影像剝削被攝者嗎？我在利用被攝者的處境成就作品、甚至讓自己獲得利益嗎？我有沒有善盡告知的責任，讓被攝者知道她們暴露在甚麼觀看脈絡？我有沒有落實被攝者的知情同意權？我有處理好被攝者的隱私保護嗎？我有沒有將她們塑造成無力的受害者？」（註1）
這些自詰已然高度反身自省，但其實仍沒能夠囊括所有可能的提問（可見拍攝紀錄片有多艱難──做人有多難，拍紀錄片就有多難），但我們或可暫先整理、提煉、濃縮為一個句子：攝影機倫理，即是在乎「是否造成傷害」。
流動的主體性，灰階的紀錄片倫理
如果「紀錄片倫理」最基礎的核心，在於被拍攝者的「同意」。──那麼，我們可以提問：如果被攝者日後改變想法、「不同意了」，該怎麼辦？紀錄片要為這改變負責嗎？紀錄片要為這被攝者反對自己的「不同意了」負責嗎？
我並不想把這兩位少女「幼體化」甚至「去主體化」，進而把她們的意見視為不成熟，或者（擺出先知姿態或智慧老人姿態）預先斷定日後她們必然反悔，再進而指責導演不該如此記錄她們。我也不願把她們視為「主體已然堅實」──這意味著她們不會隨著成長而改變想法與意見；青少年時期，此一「轉大人」時期，正如片中沛穎男友的母親對兒子的描述「又像大人又像小孩」，本來就是處在「居間流變」的生命階段與生存狀態。──導演也在二位少女每次現身時以特殊字卡標示了她們的年紀，比如「十七歲8個月」；一方面呈現了青少年階段的變化之迅速，明日之我恐怕已非昨日之我，另一方面，由於片中有一嬰兒的誕生，這讓導演此一年紀特殊標記，既像是懷孕母親在倒數臨盆、也像是嬰兒降生之後的成長刻記（一眠大一吋）。
我並不想把這兩位少女「幼體化」甚至「去主體化」，進而把她們的意見視為不成熟，或者（擺出先知姿態或智慧老人姿態）預先斷定日後她們必然反悔，再進而指責導演不該如此記錄她們。我也不願把她們視為「主體已然堅實」──這意味著她們不會隨著成長而改變想法與意見；青少年時期，此一「轉大人」時期，正如片中沛穎男友的母親對兒子的描述「又像大人又像小孩」，本來就是處在「居間流變」的生命階段與生存狀態。──導演也在二位少女每次現身時以特殊字卡標示了她們的年紀，比如「十七歲8個月」；一方面呈現了青少年階段的變化之迅速，明日之我恐怕已非昨日之我，另一方面，由於片中有一嬰兒的誕生，這讓導演此一年紀特殊標記，既像是懷孕母親在倒數臨盆、也像是嬰兒降生之後的成長刻記（一眠大一吋）。
事實上，此片本身就確鑿記錄了二位少女隨著急速成長而不乏言行或想法自我牴觸或前後矛盾的片段。
比如，恰好位於紀錄片一半之處的一幕，輝珍背對鏡頭坐在碼頭堤墩上面向航過的漁船──對反地呼應了開頭第一個鏡頭，輝珍背脊抵著家屋牆面，坐在條凳上面對鏡頭，神經質地咬著指甲。碼頭這幕首先提及了「我（輝珍）會教我的孩子跆拳道」與「為了防禦啊，不然給人家打嗎？」──看完全片的觀眾或許會猜測，輝珍之所以投身跆拳道或自衛防身，也許和她受到性侵的經驗有關。然而，緊接著「我會保護我的家、我的家人，我要當保鑣，家人對我而言是最重要的」這句，卻呼應了影片稍後揭露了輝珍為了保護家人而在法庭上翻供否認自己確實親歷性侵事件──「練跆拳道」的潛意識動因（性侵創傷）和「保護家人」的有意識舉措（否認性侵），構成了內在邏輯上的矛盾、以及也許是情感上極為痛苦的自我否認。而且，碼頭自白一幕最後，輝珍訴說「我要為媽媽蓋一個房子」，並且是童話式的、田園牧歌式的房子；然而，片尾她離開了母親、從花蓮到台北工作時，沉浸在新戀情裡的輝珍，談到心願是「三十歲結婚，所以要先賺很多錢，買婚紗、辦桌、度蜜月、買車、買房......」，此時導演問道「妳房子要買在哪裡？」──輝珍記得不久之前（但對生命急遽變化的青少年而言或許已是很久很久以前）那個「為母親蓋一棟房子」的自我期許嗎？
紀錄片導演該如何面對和處理這種前後不一的被攝者呢？當拍攝者面對一個拍攝者、尤其是變動不居逐日劇變的青少年時，是否（應該）預想或預設：攝影機對準的乃是一個「正在開展各種可能性」的拍攝對象，進而，拍攝方式是否必須採取一種「讓這被攝者的可能性（無論哪一種）開展之後仍能維持倫理性」的形式？這種形式存在嗎？這種形式能夠被開發出來嗎？
此一「被攝者主體性之不確定性」的問題，在導演「安排」的一場「母女對話劇場」裡反諷地更加尖銳了。
影片先以字卡告知觀眾，輝珍被社工安排住進中途之家，母親必須經過申請才能與她會面。「我們跟社工說過了，可以幫妳錄一段話帶給妳的媽媽」以及「妳直接對著機器講」，繼之則是一段交叉剪接，鏡頭來回切換於「面向攝影機的輝珍」以及「稍後在幾哩之外雜貨店裡以筆記型電腦觀看女兒錄影的母親」之間；母親寫信與畫圖作為回覆，她還託導演帶給輝珍一幀貝殼相框母親和弟弟的合照。以攝影機作為中介，母女淚眼婆娑地對彼此訴說思念，最後母親和弟弟甚至唱起了那首以「母愛」作為主題的〈魯冰花〉。
這無疑是一場戲劇化的、溫情的甚至煽情的設計。攝影機介入了，拍攝者讓攝影機成為被攝者的工具，拍攝的權力開放了或下放了。然而，如果，此一讓母女傾訴思念的情感效果（如果不是煽情效果的話）乃是「出讓攝影機」的動機，那麼，讓攝影機成為被攝者工具的行為本身，是否矛盾地反而再度將被攝者工具化了呢？（幾乎像是電視綜藝節目「超級星期天」裡備受觀眾歡迎的「超級任務」單元了）。尤其，當輝珍在錄製「給媽媽的一段話」之前，一度說道「我怕我會哭ㄟ，因為我跟我媽講電話時都會哭。」──原來母女平日是可以通電話的；那麼，既然可以通電話，為何導演還要幫忙拍攝這一段影像呢？影像和聲音的差異是什麼？難道不正是服務了紀錄片的「視覺性」此一目的嗎？
當然，也許「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確實缺少了情感上的慰藉，影音確實比聲音更有情感效力，但這也指出了一點：先不管如此的攝影機介入是否合乎拍攝倫理（它也許已被母女的情感需求倫理或謂「天倫」所抵銷了），也不論這場母女對談是否為導演所安排與設計，母女兩人的情感卻是扎扎實實、真摯無疑的──縱使在戲劇化的刻意設計與配置安排裡，身而為人的情感也仍自然湧現。一如我們都知道許多儀式乃基於社會功能的運作，但參與其中的個體卻無法不被儀式的意義所牽動；一如我們清楚好萊塢通俗劇的類型公式，但身為觀眾一旦入戲也不能自己地為之驚懼或哭笑。
於是這牽涉到了「紀錄片真實與虛構」的基礎問題：當攝影機一開始轉動，被攝者就開始飾演被攝者，「我」在鏡頭前扮演「（我所要呈現的）我」、「我」進入了「（我想要或我應該呈現的）我」。
但這也不只是「紀錄片真實與虛構」的問題，仍然同時也關涉了「紀錄片倫理」的問題。
有沒有可能，輝珍對導演基於攝影機倫理而反覆說明與徵詢「知情同意」時（這也是導演在拍片手記與訪談裡多次強調的），予以回應的「好」或「可以」，會不會其實也是一種成熟的、世故的、體貼的「演出」呢？
比如片中那一場跆拳道比賽，明明以零分慘敗，賽後她卻只反覆說著「對手被我打哭了，但我沒哭。」以及「我這樣已經表現很好啦」──趕在母親笨拙地安慰她之前，她已然預先表現出「我沒事」的「無傷」狀態。真的「無傷」嗎？平日如此拼命練習最終卻一敗塗地真的能夠「沒事」嗎？這難道不正是一種早熟的表演嗎？
比如機構裡其它青少年好奇詢問輝珍：「妳終於可以回家了，怎能這麼淡定，不是應該興奮嗎？」但她卻在返家途中、在母親就在身旁的距離內，坦白地說：「我已經不是第一次進出機構了」（言下之意是已然「習慣」了；真的習慣了嗎？真的有可能習慣嗎？）她甚至還當著母親的面說，「我還跟他們說我住過孤兒院呢」。（紀錄片裡的輝珍，過度體貼的另外一端，則是過度殘忍，她對母親不時直接說出這種如刀的句子──為什麼？難道不正是愛與恨嗎？）
或者，容我提出一個於心不忍但無法假裝沒有想及的、現實中不無可能性的、然而十分陰暗與殘忍的、或許乍看不敬以至於冒犯了導演的猜想：輝珍遭遇的那些一再發生的被性侵經驗，有沒有可能，其實也正都是在一種創傷累累的、扭曲的、被迫早熟的、疲憊無力的、甚至同時夾雜了「憐憫」與「厭惡」或「厭倦」的「好」之下發生的呢？親族裡的那些男人，也許不是如我們一般所想像的那樣以武力逼迫就範，而是「盧」、「求」、恩威並施、好言好語交替惡言相向、軟軟地脅迫、以這個或那個之名（甚至以愛之名）加以威脅，使她不得不彷彿接受了那樣地就範了呢？
被攝者的「好」或「可以」，確實在攝影機倫理上給予了「合法性」──但「知情同意」之「法」（紀錄片倫理的「法」）的背面、縫隙、夾層裡，有沒有導演拍片手記裡所提過的「黑與白之間的長段灰階」呢？
縱使，導演極為細心地避免可能的二度傷害，因而當輝珍講述遭遇性侵的經驗時（「對我做過一些不好的事情」），高度節制地僅只以畫外音的形式呈現，刻意避開讓她入鏡、迴避由她面對鏡頭訴說，讓話語和臉分離、讓聲音和發聲主體分離，銀幕上只有公路上的行車鏡頭、回顧視野裡的空鏡頭（陰鬱的風景漸次向後退去）的畫面，然而，光是「訴說此一創傷經驗」這件事本身、光是輝珍對「剖白創傷」這件事說「好」或「可以」的本身，會不會已然落在那個「黑與白之間的長段灰階」裡呢？
主體／他者，個體／結構，框取在內／在外
片中兩位少女的個體主體性，與她們降生與成長的環境無法分割──因此，這部紀錄片也不可能無涉於台灣原住民族的主體性。
在一場映後座談裡，導演曾經面對「為甚麼原住民？」的提問，反問為何非要以「原漢框架」看待片中的少女？拿掉原住民此一族群身分，她們難道不就是一般的、普遍的、正在成長過程裡歷經各種試煉或折騰的少女嗎？
確實如此。
但就因為如此，不免讓人疑惑進而追問：若想再現一般少女成長的「人性過程」，那麼，為何要將鏡頭對準原住民少女呢？若要呈現「普遍性」、若「普遍性」終歸只能（或終究不得不）透過「個體性」來呈現，那麼，為何選擇了這一個而不是那一個（同樣具備此一普遍性的）個體作為拍攝對象呢？
對於原住民族此一幾百年來連續遭遇打擊、剝削、鎮壓、殖民、在社會學任何嚴肅定義之下皆屬弱勢的族群，即使不是公然的汙名化，儘管僅僅只是「特地圈選」出來──無論是圈起來刻意不談、或者圈是起來聚焦大談，在原住民族群處於極度弱勢位置的當今現實情境裡，二者的「圈選」其實都「總是已經是」（always already）某種意義下的偏見，如果不是歧視的話。
之所以如此，並不是抱持什麼「原罪論」或「自虐史觀」（此二論其實弔詭地帶有一種反過來替漢人或殖民政權迂迴辯護的效果），而是，就因為原住民族在台灣現實社會的處境與位置，讓無論「再現」或者「不再現」都極可能只是一體兩面、都極可能同樣落入偏見與歧視的視野，也讓「再現」（框取在內）或者「不再現」（框除在外）都必須異常謹慎地看待、都必須疊加多重視框，甚至是多重的反身視框來加以辯證地觀看。尤其，身為漢人，我們必須持續裝置「複眼」才有可能看清被我們（或我們的祖輩、或我們所承接與延續的暴力政權）一再捏塑賦形，同時塗汙遮蔽的作為他者的原住民族的真實形象與現實處境。
這也不是什麼「漢人導演原罪論」：只要是漢人掌鏡就必然扭曲或消費原住民──這其實反過來證成了「原住民導演政治正確論」：只有原住民導演才能拍攝原住民、只有原住民導演才能真實再現原住民。即使，確實有一支運動在實踐著「與其我們（這些殖民者或殖民者後裔）拍，不如把攝影機交給原住民拍；我們可以做的是從旁協助原住民最基礎的拍攝剪接後製技術，讓原住民自己再現自己的形象與聲音，我們（這些殖民者或殖民者的後裔）則是作為後勤或後衛」，然而，「漢人導演原罪論」以及由它推衍而來的「原住民導演政治正確論」，聽起來其實好像是一種有點中二的負氣話、賭氣話啊。
我們別忘了，此一「倫理論」追根究柢乃是基於「認識論」的預設──漢人帶有偏見（認識論），所以不善也不該拍攝原住民（倫理論）；反之，原住民最明白自身處境（認識論），因而握有拍攝自己的合法性（倫理論）。但正如不無粗糙但不無可能的「旁觀者清」與「自己是認識自己最難跨越的障礙」（從希臘箴言「認識你自己」到拉岡精神分析「對自我的認識永遠是誤識，這是主體之所以構成與成立的原則」）；若說漢人認識原住民（主體認識他者）必須歷經重層的辯證，那原住民對於自身的認識（主體如何認識自身）也從來不是立即而輕鬆的──甚至更為艱難。
歷經連續多重的殖民（至今仍是如此），原住民如何在長期被政經暴力框置於他者的位置上重建主體，如何在抗爭的過程中重新認識、重新塑造、進而重新確立自身（在對抗裡站立、在對抗著把我縮減為他者的過程中成為自我），如何剔除外來殖民在內部嵌入的藤壺、刮除現代國家強勢文化在視窗上層層堆疊的眼翳──身為漢人，光是想想以下這件事就知道了這是多麼艱難的挑戰：雖然轉型正義的工程近年已然啟動（但至今尚侷限在漢人政治上的轉型正義，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推展仍極遲緩），即使解嚴已逾三十年，民主政制漸次穩固、台灣意識已為主流，我們之中的任何一人恐怕都還不敢自信滿滿地認定：我已經徹底袪除在頭頂上縈繞不去的白色恐怖幽靈、我已經完全清除在我裡面的頑固沾黏的戒嚴殘餘。
因此，導演在拍片手記裡所描述的拍攝緣起：原本欲計畫攝一位社工但陰錯陽差發現二位受輔導的少女更為有趣因而改以她們作為紀錄片主角。雖然純屬偶然，但終歸導演框取二位少女入鏡了，因而連帶也框取了「原住民」此一元素──正如前述，完成影片之後才要觀眾卸除「原漢眼鏡」、只要觀眾看見少女成長裡的人性與普遍性、亦即把「原住民」框除在外，其實已然不可能。甚至，此一稍後的「框除在外」的請求，本身已然預設了早前的「框取在內」，也就是說，「框除在外」本身已經是以「框取在內」作為前提。
（文章未完，接續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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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無恙 Turning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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