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無恙》：致那尚未到來的（上）

《未來無恙》（Turning 18，2018）／圖片取自 台灣電影網

文／羅苡珊

如何透過影像，將不可見的受苦（invisible suffering），轉換為可見且可感受的疼痛（visible pain），使人感同身受？

 

如何感受那不可能感同身受的痛苦，從中提煉出受苦之人自身也不甚明瞭的——抽象結構、文化意義、情緒與象徵——並將之轉化為具體、不可迴避、可被談論的另類政治與可能性，進而以某種形式傳遞給眾人、使人做出行動？

 

《未來無恙》（Turning 18，2018）的導演賀照緹面臨的正是這些困難。透過這部片，她希望社會大眾能夠正視原住民族的被殖民遺緒與結構性貧窮；然而她介入這些痛苦領域的結果，並不是讓這些痛苦被人感同身受，而是讓這些痛苦輕易地被「以愛之名」修辭與「反抗者」論述解釋掉（explain away）。在這篇文章中，我會指出這種導演敘事所帶來的侷限，抹滅了這部電影拍攝個案所牽涉的課題——族群性（ethnicity）與底層（subalterns）——中的潛在價值；而賀照緹在看待這些課題時採取的自相矛盾框架，導致最終呈現出「微觀（micro）—巨觀（macro）」之間、「能動性（agency）—結構（structure）」之間難以銜接，甚或彼此推卸責任的權宜方案。

此外，我也會進一步討論倫理課題。一部電影不只是在它自身所呈現的世界裡成立，同時也是鑲嵌在社會中的產物；因此，面對這樣以底層人群為拍攝對象，並希冀透過提煉對象的生活意義，進而呼籲社會實踐的作品，若將敘事形式（導演所建構的角色）與敘事對象（被攝者本身）混淆，將帶來倫理的險境——而這篇文章的寫作，探討的是導演所選擇的敘事方式，以及此方式所建構出來的角色形象，並非批判被攝者的真實人生。

賀照緹的險境也正在於此。《未來無恙》上映以後，她將許多對導演敘事的質疑，視為對被攝者真實人生的批判，因此認為身為導演的自己必須站出來保護被攝者（註1），進而反駁批評。這是極大的認知謬誤：我認為，透過表面聲稱「保護」、實際上卻是「污名與恥辱」的邏輯，高呼眾人應該有義務「觀看」痛苦——賀照緹把她自己藏匿在角色的痛苦後方。

一、獻給母親：「以愛之名」修辭

「如果這部片還可以讓母親看到，她（賀照緹）想說的是：我知道當媽媽很難，還有，我覺得妳是個好媽媽。」

——溫若涵，〈傷口會告訴你該怎麼做：專訪導演賀照緹《未來無恙》〉。（註2）

當《未來無恙》片尾出現字卡「獻給我的母親」，我突然懂了賀照緹為何將「家庭與情感」作為說故事的敘事策略。這部紀錄片在製作前期名為《風神少年》，起於 2011 年賀照緹因接案而認識的社工。當時，她計畫拍攝以這位社工為主角的紀錄片，卻因為在拍攝過程中結識了參與職涯實習、自高中職休學的青少年，決定調整拍攝方向與主角。最終，這部片將鏡頭指向正處於青少年階段（拍攝期間約莫 16 至 18 歲）的原住民族女孩 J 與 P；（註3）而更換主角後，由於賀照緹的母親在剪接期間過世（註4），她決定放棄結構論的視角，將原先對「這些孩子的支持系統在哪裡？」（註5）的核心探問，轉變為對 J 與 P 家庭關係與情感生活的近身描繪，藉此勾勒出兩人遭逢的困境——高風險家庭、貧窮、家長酗酒、家內性侵、未婚懷孕——以及其中的掙扎與渴望。

在片中，當J因為遭受家內性侵而被送往安置機構時，賀照緹主動提議替 J 與母親進行「和解」，因此拍攝了 J 與母親的跨時空對話：母女分別在家對面的檳榔店與安置機構當中，看著劇組所拍攝的影片落淚。透過剪接，「導演的介入」（提議拍攝和解影片）後設地成為敘事當中的事件；這就使影像自身的意涵，被賦予具有導演意識的敘事功能——片中頻繁出現的含淚道歉與懺悔、掛在嘴邊的愛與原諒，以及母親哀求 J 在法庭上否認自己被家內性侵的行徑、J 對母親的接受與體諒，都被用來標榜愛的無私與偉大，彷彿結構性困境都能夠訴諸愛的價值來解決或克服。

這種「以愛之名」的修辭與敘事大膽得令人感到危險。在賀照緹的拍片筆記中，可以猜測出這個選擇是為了「拒絕聰明的政治正確」（註6），以直接面對內心的恐懼：「如果這次不面對恐懼，影片完成後，我將再也無法回答自己：創作是為了甚麼？和恐懼對決的方式，是穿透它，而不是繞過它。」（註7）但在這篇拍攝筆記裡，她從未說清楚她恐懼的事物。

她究竟在恐懼什麼？我不禁猜想，她最恐懼的也許是與P是相同的。影片拍攝期結束的多年後，P看著經歷百餘版本剪輯的定剪版本，哭著問賀照緹：「媽媽到底愛不愛我？」（註8）這個問句製造出更多慾望與渴求，也製造出更多缺憾、失落與疼痛。帶著某種年長女性對甫成年女孩的鄉愁情緒，賀照緹透過拍攝正踏入成人階段的徬徨少女，回過頭去尋找被她遺忘在後、但始終住在她體內的女孩——那個總是在意是否被愛、渴望愛與被愛的女孩。

這也是為什麼，賀照緹第一次容許自己甘願成為「愚笨」的人；然而，這仍會招來與「聰明」不同、甚至更多的危險。為了看清颶風的核心，賀照緹顯然不願將自己面對的真實生命與情感，以結構與歷史脈絡的語言輕易解釋掉；而當她摒棄結構論由上往下的視角，由下而上專注地凝視個體生命所延展的當下情境時，卻也無法從中追索出這些孩子們為何總是在懸崖邊搖搖欲墜的原因。此一創作定位與對話對象的模糊不清，導致《未來無恙》終究沒有找到合適的視角與框架，去銜接「巨觀層次的結構脈絡」與「微觀層次的個體生命情境」之間的斷裂，以至於所有難耐的痛苦，最終仍訴諸宛若道德訓誡的「愛」。

「獻給我的母親」確實是整部電影的文眼。賀照緹「與恐懼直球對決」、「拒絕聰明的政治正確」的後果，使她再製了宛若片中家長的（母）愛，進一步向這些女孩們灌輸愛的理念。這就直接地導致了觀眾的癱瘓、無助與困惑——是的，身為觀眾的我們確實「看見」了痛苦，但之後呢？錯的是結構？還是個人？尤有甚者，當這些痛苦被赤裸地暴露於公眾面前，卻沒有被給予明確的道德立場與實踐基礎時，更尖銳的質問會是：身為觀眾的我們，為何要看？

二、原住民族與「少女戰士」：「反抗者」論述

「J 家對面有一家漢人開的雜貨店，酒源可以說是源源不絕，J家也因此欠了巨額酒錢。我對這長久以來的原漢關係感到十分憤怒。試著跟她解釋，媽媽酗酒不是故意要這樣，背後原因很複雜。⋯⋯妳是原住民孩子，妳身上有深厚的文化，雖然漢人社會不理解，妳未來人生遇到的人，大部分也不會理解，但妳要以身為原住民的孩子為榮！」

——賀照緹，〈是甚麼讓我們相遇－《未來無恙》拍片筆記〉（註9）

「《未來無恙》中的兩位被攝者，不是受害者，而是反抗者。透過創傷經驗的敘說，重新成為主體。」

——賀照緹，〈與恐懼的直球對決－《未來無恙》拍片筆記之三〉（註10）

 

「以愛之名」的作者修辭，使《未來無恙》面臨詮釋影像素材與議題的侷限，導致面對族群性（原住民族）議題時，無法指出原住民族的被殖民遺緒。在影片開頭，鏡頭即以一種偷窺的不篤定視角穿梭於J的家中，彷彿帶領觀眾「發現」了社會不平等的存在：陰暗狹窄的走道、熹微日光藉由窗戶滲透進廚房、過季的衣服堆放在房間角落、牆壁上畫滿了孩童時期的塗鴉。藉由J的介紹，我們得知她家對面開了一家漢族經營的雜貨店，J的母親時常在其中包檳榔以償還購買酒的債務。漢族老闆娘看似與地方居民互動熟絡，且時常以碎念語氣抱怨J的母親酗酒。

即使賀照緹以 J 的口白直指賣酒的老闆娘是漢族，然而觀眾卻無法得知這位老闆娘的來歷——漢人難道就是永遠的外來者？難道不也成為在地（local）的一部分？——從而無法認定這就是賀照緹在拍片筆記中所寫的「令人憤怒的原漢關係」（註11）。很顯然，賀照緹落入了輕易將階級問題等同於族群問題的「原漢對立」框架，因此沒有意識到《未來無恙》所欲處理的問題並不是原住民族，而是政治經濟結構中的底層階級。也就是說，真正重要的問題是：為何政治經濟結構中的底層階級劃分，會與原住民族身份的族群界線重疊？然而直到影片上映，賀照緹都從未釐清底層（階級）與原住民族（族群）之間的複雜關係（註12）。

這使《未來無恙》呈現出兩種相互依賴、卻也相互排斥的原住民族形象。第一種形象是浪漫且具有文化底蘊的原住民族：片中穿插的原住民歌舞實拍畫面，看似是賀照緹想指出族群文化商品化現象的努力（註13），卻因為與被攝者真實生命脫節而顯得突兀，更忽略被攝者的處境根本不受這樣的文化（資本）所眷顧；第二種形象是政治經濟結構中無法擺脫權力宰制的被排除者：片中不斷穿插的歷史資料影像片段、亞泥礦場空拍，都在在提醒觀眾——在影像所呈現的日常生活之外，有「更大的」族群想像存在。然而並未釐清階級與族群之間關係、巨觀結構與微觀生活無法銜接的結果，使這份試圖帶出歷史視野的嘗試顯得粗糙且草率，更彰顯賀照緹對「原住民族」身份範疇的意識，並非是試圖與結構對話，而是「為了不罪責個體，因此訴諸結構」的責任推卸，並藉此強化拍攝的正當性。

這樣的邏輯也出現在《未來無恙》所牽涉的第二個議題——底層階級高風險失能家庭的結構性貧窮——當中。影片大量仰賴字卡交代劇情轉折，並將 J 的畫外音自白塑造成「反抗者」論述（註14），藉此描繪 J「即使家帶來痛苦，卻依舊愛著家人」的「少女戰士」形象；然而，除了影片中的一幕——J 的母親面對家中臥房床上的長者，帶著無奈的笑容指出照護責任的繁重壓力——之外，片中幾乎沒有其他深度追蹤被攝者原生家庭處境的事件。這使《未來無恙》難以替「家長為何成為施暴者／容許施暴的存在？」給出可能原因，進而使「少女戰士」的堅強與反抗，因著抵抗對象的模糊不清而失效。

賀照緹的「反抗者」論述疊加上「以愛之名」修辭——弱勢不能犯錯、必須自求其力、以「愛」原諒加害者——掩蓋了暴力的結構性來源，甚至再製了污名的邏輯，創造出另一個被排除的群體。在影片中，除了敘事主軸的 J 與 P 之外，還存在著另一位同年紀的青少年（下稱 W）。W 是幫派裡的小弟、到處打零工賺錢、時常外出晚歸；P 在拍攝期間懷上了 W 的孩子，兩人因此由男女朋友關係轉變為夫妻關係。賀照緹剪入了與 W 母親的訪談、老闆斥責 W 夜衝摔車等事件，以此建立 W 角色背後的訊息：母親淚訴自己兒子突然之間學壞；而老闆則憂心地指出 W 的行徑是失責的父親。然而觀眾幾乎無法得知 W 自身的觀點，導致《未來無恙》再一次用「以愛之名」的家長／大人論述，綁架了青少年的生命經驗。

正是「反抗者」論述將「抵抗」狹隘地定義為正面積極的形象，因此忽略了其他形式的抵抗實踐，如W的抵抗所實踐出的細微身份整飭。（註15）對弱勢與抵抗的狹隘詮釋，使被攝者失去身份再創造的空間，因而受困在單一的想像（導演的預設）中，無法對自身主體位置（subject position）產生接受、逃離與轉化，導致底層人群／弱勢都必須符合主流社會眼中應有的模樣。（註16）尤有甚者，藉由「好的弱勢者」與「壞的弱勢者」的比較，《未來無恙》更彰顯與表揚了「個人原諒體制之惡」的情操，進而替結構性的制度問題免去責任。

（文章未完，接續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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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標題註：本文獲益於林開世教授於108年度第一學期在臺灣大學人類學系開授的課程「政治人類學當代議題」。感謝林開世教授在我發想這篇文章時所給予的意見及提醒、課堂同儕羅文君及張嘉顯在觀看《未來無恙》後與我的討論，以及友人劉庭先閱讀初稿的建議，讓這篇文章更完善。 

註1：除了許多影評所描述的觀影映後經驗之外，這樣的意味也出現在導演拍片筆記中：「我要反問的是，當主流社會眼中的『受害者』準備好了，面向公眾，透過敘說創傷經驗，因此她得以繼續往前走。這時候，是誰不願意聽？」參見賀照緹，〈與恐懼的直球對決－《未來無恙》拍片筆記之三〉，刊於《上報》。檢索日期：2019/12/14。
註2：括弧內文字為筆者所加。刊於《BIOS monthly》。檢索日期：2019/12/14。
註3：在影片之外的討論中，對片中主角有多種代稱。此處採取導演拍片筆記中的化名方式。

註4：溫若涵，〈傷口會告訴你該怎麼做：專訪導演賀照緹《未來無恙》〉，刊於《BIOS monthly》。檢索日期：2019/12/14。
註5：黃詩茹，〈致水泥色的青春，願《未來無恙》是瓦解結構的一道裂縫〉，刊於《非常木蘭》。檢索日期：2019/12/14。
註6：賀照緹，〈與恐懼的直球對決－《未來無恙》拍片筆記之三〉，刊於《上報》。檢索日期：2019/12/14。
註7：賀照緹，〈與恐懼的直球對決－《未來無恙》拍片筆記之三〉，刊於《上報》。檢索日期：2019/12/14。
註8：賀照緹，〈媽媽到底愛不愛我－《未來無恙》拍片筆記之二〉，刊於《上報》。檢索日期：2019/12/29。
註9：刊於《上報》。檢索日期：2019/12/14。
註10：刊於《上報》。檢索日期：2019/12/14。
註11：賀照緹，〈是甚麼讓我們相遇－《未來無恙》拍片筆記〉，刊於《上報》。檢索日期：2019/12/14。
註12：參見黃應貴（2018）對此問題的深化：「能夠有效再現當代台灣社會不平等問題的，究竟是族群，還是階級？」他對於「社會不平等」的理解是依循現代國家有別於前現代帝國的治理模式，當現代國家的治理理想——即透過公民社會、公民權等制度，使人民能夠水平地接觸國家資源——無法落實時，無法獲得資源的人群的相對剝奪感，就以「社會不平等」的位置被辨識出來。
註13： 人類學家 Comaroff 夫婦在《族群性公司》中提出有別於古典經濟學的角度，認為商品化過程中的非線性與非目的論，使當代族群文化商品化並沒有使「他者的神聖精神」失去「靈光」，反而重新肯定族群性與其中的真確性，參見黃應貴（2018）中的回顧。在台灣脈絡的民族誌個案研究中，林開世（2018）從新自由主義國家治理的角度探討文化傳統復振、文化商品化與族群性之間的辯證關係。   

註14：參見賀照緹，〈與恐懼的直球對決－《未來無恙》拍片筆記之三〉：「《未來無恙》中的兩位被攝者，不是受害者，而是反抗者。透過創傷經驗的敘說，重新成為主體。」，刊於《上報》。檢索日期：2019/12/14。 

註15：之所以能得出這樣的判斷，必須感謝友人劉庭先與我的討論。
註16：人類學家 Roger Keesing 認為必須藉由承認「抵抗」內在定義的模糊性，將其視為一種隱喻，而不能夠依循結構功能學派與馬克思主義的取徑去定義「抵抗」。此外，歷史人類學家 Jean Comaroff 在錫安主義（Zionism）宗教儀式抵抗實踐的研究中，認為抵抗實踐回收了前殖民地的隱喻、正統基督宗教傳統的象徵，從而創造新的社會實踐，以應對資本主義和種族隔離國家造成的社會變革。而 Sherry Ortner 認為重點並非區辨「真正的抵抗」，而是指出抵抗的內部歧異性，從而打破宰制與抵抗之間的簡單對立關係。參見 John Gledhill（2000）。

參考書目

Gledhill, John
2000 Power and Its Disguise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London; Sterling; Virginia: Pluto Press.

鄧津華
2018《臺灣的想像地理：中國殖民旅遊書寫與圖像（1683-1895）》。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黃應貴
2018〈導論：族群、國家治理、與新秩序的建構：新自由主義化下的族群性〉。收錄於《族群、國家治理、與新秩序的建構：新自由主義化下的族群性》。黃應貴主編，頁 01-58。新北市：群學。

林開世
2018〈當代「族群現象」的在地運作與矛盾：恆春半島滿州地區的考察〉。收錄於《族群、國家治理、與新秩序的建構：新自由主義化下的族群性》。黃應貴主編，頁 259-305。新北市：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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