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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鄉保衛戰》劇照／圖片提供 黃淑梅 |
編按
「完成之後－台灣紀錄片發行及行銷經驗研究」為紀錄片工會委請計畫主持人施佑倫，計畫研究人員陳婉真和何思瑩，針對近十年來具代表性的台灣紀錄片發行經驗所進行的訪談計畫。
本篇為第六篇〈放映是我的社會運動——黃淑梅導演的巡演之路〉，呈現導演黃淑梅帶著在全景傳播基金會工作的經驗，將影片帶到社區推廣放映，創造影片和觀眾產生連結的可能性。離開全景之後，黃淑梅持續以獨立的巡迴映演方式，將影片帶到各地。
黃淑梅曾說：「放映是我的社會運動」。她將紀錄片放映視為一種推動運動和溝通思考的媒介，透過在地巡演，近距離、長時間面對面的對談，除了更有機會將影片帶到不同的地區接觸不同的觀眾，同時也將影片蘊含的力量充分釋放出來。
計畫主持人／施佑倫
計畫研究／陳婉真、何思瑩
加入全景映像工作室（註1），而開始紀錄片製作與啟蒙的黃淑梅導演，在全景十多年的期間，一開始的紀錄作品以人物故事為主。1999 年 921 大地震後，投入災區重建紀錄工作，先後完成《在中寮相遇》（2006）（註2）與《寶島曼波》（2007）（註3）二部 921 地震重建紀錄長片。 2012 年與公視紀錄觀點合作，完成八八風災紀錄片《莫拉克之後》（註4）。 2015 年起陸續完成《給親愛的孩子》（註5）－台灣百年山林開拓史紀錄片、《家鄉保衛戰》（註6）、《為孩子找回藍天》（註7）空污短片、《孩子的天空》（註8）空污短片及近期作品《回家》（註9）。
和觀眾產生連結的放映
在全景工作期間，黃淑梅導演的工作不僅止於製作影片，同時她也是將影片帶到社區推廣放映，並舉辦座談的推動執行者。在這樣豐富的放映經驗中，累積了她對紀錄片放映看法：
淑梅：我有很長的時間，是在社區跑放映座談活動。是從那個時候的經驗開始，覺得影片要放映給觀眾看，就是進到社區裡面去做。同時我覺得在社區，面對觀眾的迴響會跟在電影院的觀眾互動，很不一樣。基本上在院線放映的話，映後 QA 的時間是非常短的。因為每一個場次就只有一個固定的時段可以用。但是在社區放映，映後 QA 就可以長達一個小時或 40 分鐘，我覺得有這樣的時間長度其實很重要。
我很喜歡去看到觀眾的反應。因為那代表著我們社會有很多不同的思維，以及你會看到社會上其他的人，是怎麼樣在看待影片裡面的這些事情，等於有機會透過放映，看到一個社會的不同切片。當然我會希望觀眾可以看到比較結構或者內在的東西，而不是只覺得故事好感動，或者導演很厲害之類的。
有時候我們覺得觀眾好像就是看完了，到底他心裡面想的是什麼呢？我希望可以跟觀眾做更深的互動。所以我從 921 系列的片子之後，一直都是用這樣的方式在做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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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親愛的孩子》劇照／圖片提供 黃淑梅 |
自產自辦的巡演發行
在全景期間，累積了舉辦大量放映座談的實戰經驗，讓淑梅導演日後的紀錄作品，除了延續巡迴映演的模式之外，在如何執行映演上，也有她的堅持和想法。作為獨立創作並持續以各類社會議題為主題製作的紀錄片導演，黃淑梅導演是台灣少數，堅持一路巡迴，並且由自身發起、尋找經費，接著尋找工作人員參與，並組成團隊的方式進行放映的導演。
淑梅：我知道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推紀錄片，讓影片可以被看到，我有自己想要操作宣傳的方式。這樣的方式，是可以在影片放映前，就有一些效應出來。我採取的方式就是寫影評，或者寫一些宣傳的文章，創造觀眾會想要看的有吸引的切入點。通常是在放映前的兩、三個月，我就開始請影評人協助寫文章評論影片。選擇的人通常是我覺得可以寫出影片的深度，即便對方寫的內容，有時候是對影片有所批判的，我覺得放進來宣傳也很好。
淑梅導演的放映經費通常來自於公部門或者國藝會的補助，整體而言的金額並不高，大多落在 20－50 萬左右。放映的經費確定後，會在巡迴映演前的兩個月左右，請一位專職的工作人員開始處理相關的事宜，並兼任臉書粉絲頁的小編、宣傳工作。放映期間有另外一位專門協助放映技術支援的工作人員。
由於放映場地能夠容納的人數，多半在 200 人以內。若在宣傳上做得太大，反而會擔心屆時滿座許多觀眾會有進不了場的問題。因此，在宣傳上，會以兩個部分為主進行。第一個部分是臉書粉絲頁的宣傳與經營。做法上，是在映演開跑前的兩個月，開始陸續定期發專文，以評論者的角度，深度介紹影片的內容與議題。而在《給親愛的孩子》宣傳時，另外加入了「本週親愛人物」的主題貼文，由導演挑選影片人物訪談中，未出現在影片中的部分素材，編寫內容節錄，在粉絲頁上定期分享，讓觀眾有機會以不同角度，更深入了解影片中的角色、人物。
另一個部分的宣傳網絡，則是來自於人際的推薦與口碑。由於淑梅導演一路以來，也累積了不少合作過的學校老師、忠實觀眾，這些人也成為在推動巡迴映演宣傳時，重要的種子。透過人際推薦的方式，帶進有興趣的觀眾或者推薦學生進場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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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劇照／圖片提供 黃淑梅 |
淑梅導演提到，這些年來，做巡迴放映的經驗中，最困難的地方，就是場地和設備，兩者經常是團隊遇到需要花費最多力氣的部分。在有限的經費下，若希望能夠儘量巡演到不同區域放映，那麼能夠花費在單場場地上的預算就不能太高。再加上希望每場放映可以有至少 100 個以上座位數，同時場地還要能有一定水準的放映器材與音響設備。這些都是在決定各區放映場地時，必須謹慎思考和取捨的地方。有時候若遇到場地方對設備的不熟悉，團隊也習慣提早抵達放映場地，以便確認放映設備的狀態，和應變處理有可能發生的各種器材問題。
作為運動與教育的放映
巡迴放映規劃會先以北、中、南、東區，各有一場主要的放映場為基礎，再就各別影片不同的內容、議題或者性質，做相關的放映規劃。從不同場地的規劃，可以看出，淑梅導演除了各區基礎場之外，對影片的放映目標，有其設定的方向。
比如在《家鄉保衛戰》時，影片主題與抗爭運動相關，因此規劃了到不同的正在抗爭的社區、團體裡放映。她提到：
這部片子不只是一部片子，它就是一個運動，讓你看到這場運動成功了。如果你的家也正在被破壞，那麼你也可以起身去跟影片中的人們一樣保護自己的家。所以其實它其實是一種運動的宣告，它的放映其實也是用運動的方式在思考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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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鄉保衛戰》劇照／圖片提供 黃淑梅 |
而影片《回家》，則是從製作開始，便是以部落的運動為主軸，來思考影片敘事的方向、創作上的取捨。因此在放映時，也同樣交由部落這邊去主導一半的放映場合。
淑梅：《回家》這部片如果想做我自己真正創作上的作法，我會全部拍大社部落，就拍原住民在山上怎麼樣跟土地生活，那樣子的生活日常記錄。那為什麼我後來在片子中沒有這樣做呢？影片中有很長段落在講部落托育行動的歷史，因為當初我答應他們，把歷史透過影像給建構出來。這樣以後他們可以拿這部片子，去給其他部落的人看，去討論如果部落要做這樣子的托育班，就可以循著片中的例子。循著他們的經驗去做一些調整。
《回家》的放映模式是一開始就設定好，是一半在都市，一半在部落。部落的放映是讓部落的人自己去跑映後，我覺得他們可以自己去講托育行動聯盟做的事情，在部落的觀眾應該會更想聽的也許是他們的經驗，而不是我做導演看他們的故事這樣。如果我有出席映後，現場討論的效果和方向就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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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劇照／圖片提供 黃淑梅 |
從這兩部影片的巡迴放映做法，可以看出，導演把紀錄片的放映，做為一種延伸推動運動和溝通思考的媒介。
「放映是我的社會運動。應該說我這幾年來做紀錄片，也幾乎是用社會運動的方式在做。」黃淑梅說。
而除了將巡演當成一種社會運動的方式之外，淑梅導演同時非常重視影像教育的推廣。這個經驗除了來自於過往在全景推動影像教育的經驗、在社區大學任教的經驗之外，同時也是在拍攝的過程中，對議題的體悟因而希望有機會讓更多人接觸到的想法。她分享了自身影像教學的經驗，與這個思考和做法，是怎麼實踐在《給親愛的孩子》的例子中。
淑梅：我在文山社大開課，帶一個紀錄片的讀書會。我告訴我的學員，看完片子之後，首先不要跟我說你很感動，請練習去看，影片裡面有些什麼？有哪一個鏡頭，你看到導演的意圖？我會請學員們練習去想這些事情，後來他們也發現是可以用這樣的角度去看影片。他們會開始去看到影片裡面的細節以及導演的意圖，或者這邊為什麼這樣剪接？我覺得影像教育就是像這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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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親愛的孩子》劇照／圖片提供 黃淑梅 |
《給親愛的孩子》這部片子對我來講意義不一樣，它是一部從歷史的結構去談整個山林的開拓史，是一個比較知識性的影片。我會希望可以看到觀眾是怎麼樣在吸收影片給的資訊？而這資訊是跟我們以前接收到的歷史完全不同，包括我自己也是因為拍攝這部片子，才重新接受所謂的環境教育。影片裡面講的那一段空白的山林開墾史，是在我 30 歲以前都不知道的。所以我特別想要把這樣的故事，透過更接近在地的方式，去跟更多人對話。
除了透過自辦巡迴放映的方式，推動影片後續的影響力，以帶動議題來產生的思辨、溝通之外，淑梅導演也以開放的態度，來思考她對影片著作權的使用可能。這個努力，可以從她在《給親愛的孩子》時，做的嘗試看出來。
我們那時候真的有送《給親愛的孩子》的公播版影片給一些人。開放四、五部的名額，提供公播版 DVD。就是你要告訴我，你拿這個公播版片子，要去社區或者是團體放映。要放映的時候告訴我們，並提供一些現場的照片或者資訊。這樣做是為了鼓勵大家協助推廣放映。有些老師會說我可以拿到課堂上放給學生看嗎？我就說可以。然後我會跟他說，你可以拿到課堂上放，但是你同時可以建議學校的圖書館買公播版，支持獨立的紀錄片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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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親愛的孩子》劇照／圖片提供 黃淑梅 |
結語
透過深度影評、人物側寫、長時間座談，淑梅導演在一系列巡迴放映的規劃中，處處可見她希望藉由影片放映，帶著觀眾有機會進行更多溝通、思考與理解的可能。這樣的做法，也吸引了放映過程中，不少來自於社區、團體或者政府的邀約放映，比如在《給親愛的孩子》，後來也申請到環保署環境教育影片到校園巡迴的經費補助，到20所國小、國中、高中進行巡迴放映。
可以說，淑梅導演不只身為一個紀錄片的創作者，更多的時候，她作為影像教育者、影像社會運動者、推廣者的角色，她用最大力氣和可能，透過巡迴放映，讓一部紀錄片，不只是停留在影片完成的那一刻，而是一步一步的延伸它的影響力，到而後的各種放映座談場合中。
黃淑梅導演｜作品發行紀錄
出生於台南縣白河鎮，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廣播電視科畢業，1990 年進入全景映像工作室，初期協助紀錄片田野採訪工作，1991 年開始創作紀錄片。除紀錄片創作外，亦有多年的紀錄片社區放映推廣經驗。 創作初期的作品以人物紀錄為主，1999 年 921 地震後，投入災區重建記錄工作長達四年半，先後完成《在中寮相遇》（2006年）與《寶島曼波》（2007年）二部 921 地震重建紀錄長片。
2005 年全景傳播基金會解散後，黃淑梅成為獨立紀錄片工作者，持續關心土地與環境議題。她陸續完成記錄災後重建的《寶島曼波》（2007）、《莫拉克之後》（2012）、《給親愛的孩子》（2015）、《家鄉保衛戰》（2017）、《回家》（2018）等紀錄片，且始終堅持自辦全台巡迴映演（向國藝會等不同單位申請映演補助），從部落到學校、也到藝文場所和獨立書店等地，並親自到映演現場第一線與觀眾對話。
延伸閱讀
何處為家：黃淑梅導演專訪／羅苡珊
【紀錄片VS.公部門】訪《寶島曼波》導演黃淑梅：過去到現在，與公部門的二三事／林木材
* 下篇預告
網路作為對抗強權的媒介－李惠仁的紀錄片網路放映經驗
出身電視台的導演李惠仁，因為調查性紀錄片《不能戳的秘密》在電視台播出行不通，因此自行尋求獨立網路媒體「新頭殼」合作，將全片公開放到網路上，吸引了百萬多的觀看人次。將正片直接放在網路上的免費映演模式，對李惠仁而言，是種思考「到底有多少人能夠接觸到你的作品，跟你的作品對話？」的過程，他對於網路的傳播方式有很多開放的想像，例如紀錄片工會的「太陽花運動影像資料庫」，在網路上可形成資料庫，以觸及更多人。李惠仁導演認為，「導演就是要跟社會對話、跟觀眾對話，同時也在跟自己對話，同時也在跟自己對話。」
台灣紀錄片，完成之後－台灣紀錄片發行及行銷經驗研究 連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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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在中寮相遇》（2005）：全景系列，921 大地震系列紀錄片之一。片長 340 分鐘。昔日的繁華，對映著今日的破敗，中寮人心中那個純樸青麗的家鄉早已消失；然而，921 地震卻能讓一群人，在中寮相會，展開一段實現夢想的旅程。
註3：《寶島曼波》（2007）：921 大地震系列紀錄片之一，片長 145 分鐘。1999 年 9 月 21 日，一場芮氏規模 7.3 級的大地震，毀掉中寮鄉清水村 12 鄰 20 戶居民半世紀的心血。本片以四年半的時間完整地記錄遷鄰的重建過程，呈現出居民、外來團隊、公部門與營建廠商各方之間的折衝與角力、法令的繁複、官僚行政的延宕、公共工程的弊端、人性的美好、自私與偏見。
註4：《莫拉克之後》（2013）：片長 60 分鐘。莫拉克之後，保育與開發，依舊像二條平行線，始終無法有所交集，擬訂了近 20 年，關係著台灣土地命脈的「國土計畫法」在這場風災後仍然無法修訂完成！
註5：《給親愛的孩子》（2015）：片長 96 分鐘。一封寄給未來孩子的影像家書。2009 年，導演黃淑梅帶著攝影機進入莫拉克土石流災區，記錄拍攝台灣近一世紀數百萬綠色生靈被殺戮的歷史。以影像為信，將這封載述台灣百年山林開拓史的家書，投寄給未來的世代。
註6：《家鄉保衛戰》（2017）：記錄台南東山嶺南村村民捍衛家鄉，抗爭事業廢棄物掩埋場，南北陳情，奮力不懈，堅持十年終至成功的真實故事。
註7：《為孩子找回藍天》（2016）：片長 31 分多鐘，本片探討台灣內境空汙之形成原因，並透過學者（環工、公衛等領域）及民間環境運動者的訪問與行動，立體呈現出台灣空汙的嚴重性，以及整個社會對空汙的態度與作為，期望更多民眾了解 PM2.5 對人的危害，可以用行動為孩子找回藍天。
註8：《孩子的天空》（2017）：片長 18 分鐘，為 2017 年黃淑梅導演獨立製作的另一部空污短片。影片故事從孩子的故事開始。小安和里美都是國小二年級的孩子，小安家不遠處有全世界最大的燃煤火力發電廠，從小，小安就常常因為空汙而氣喘。里美的家，距離台塑六輕廠區不到六公里，村落裡的人半數以上身體血液裡含有重金屬成份，是彰化癌症罹患率最高的地方。
註9：《回家》（2018）：片長 99 分鐘，影片探討台灣原住民部落教育自主的議題，也展現部落的人們對於原鄉土地的真誠情感。以屏東縣境內的幾位排灣族、魯凱族中生代為主角，記錄他們回到原生部落，以互助托育、自學的方式，給正在學習語言的幼兒，以及正在成長中型塑人格的青少年，提供一個蘊含部落文化的教育環境。